年第二季度读书40本，四星或以上的22本。
一、动物为什么要进化武器？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动物都给自己配备了精良的动物武器。动物武器的进化从本质上来说是各种权衡。更大的武器杀伤力更强，但是会过于笨重，维护成本也高。反而使用小型武器的物种更加灵活，更有优势。进化反复拉锯的结果就是适度，也就达到尺寸和功能之间的平衡。
二、也有一些特殊情况，会出现无节制的军备竞赛，武器越进化越大。只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就会导致终极武器的出现：
1.求偶竞争：残酷的雄性竞争，是激发动物展开军备竞赛的首要条件。
2.经济效益：只要收益足够大，也会激发进化大型武器。
3.对决方式：擅长混战的物种，装配大型武器并不合算。习惯单挑的物种，比的是力量、耐力和武器，更容易进化出终极武器。
三、军备竞赛的五个阶段：
1.不惜血本：招潮蟹的蟹钳非常大，占身体体重的一半，既是大杀器又是大累赘，影响了行动速度。
2.表里如一：在追求竞争优势的同时，根据自身能分配的资源，先解决生存问题，再谋划发展策略。武器就像一面镜子，直接反映了动物的健康状况和战斗实力。
3.不战而胜：强者的特征鲜明容易辨认，起到威慑作用，让对手知难而退。遇到强者则保存实力。
4.盗亦有道：弱者可以利用出其不意的策略打破强者的垄断地位，以弱胜强。
5.偃旗息鼓：强者的扩张趋势开始逐渐衰弱，最终与各方参与者们达到彼此制衡的稳定状态。
理论上任何一个种群都会达到一个武器发育的平衡点，一旦超过，就会变得大而不当，进入平衡状态；但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又会被新冒出来的新型武器打破，开启新一轮竞争的循环。
四、动物武器和人类的军备竞赛殊途同归，高度相似：
1.防御工事：白蚁丘具有房屋、仓储和温控三大功能。
2.运载工具：要平衡载重能力和机动性能之间的关系。
3.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起到威慑作用，降低使用这些武器的概率，达到和平的目的。
“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使用什么武器，但是第四次世界大战人类使用的一定是木棍和石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能带来的人类的自取灭亡。”
动物世界的竞争规则看似更加残酷，但这也正是大自然维持蓬勃生态必须要遵循的法则。
一、“投资”如何影响性行为的进化？
在传宗接代上，动物最大的一笔投资就是时间。从时间的维度考量，生存和繁衍本身就是一对矛盾。有些动物采取非常节约时间的方式繁衍，比如两栖动物和青蛙，都是体外受精，但是这种方式成活率太低。为了提升存活率，只能提升投入时间，比如孵化卵、体内受精等，给下一代提供更多的保护。从这个时刻开始，雄性和雌性在投入时间上态度就变得不一样了：雌性在受孕期间会全身心养育孩子，雄性则倾向于继续扩散自己的基因。本能驱使两性都要最大程度扩散自己的基因，因为投入不同，开始产生不同的策略和博弈。
男性不能怀孕和不能哺乳的原因：
1.不能怀孕是因为生理原因，但男性是具备潜力和基本功能进行哺乳的：男性也有乳腺，虽然发育程度非常低。
2.生物界存在雄性哺育幼崽的先例，比如帝企鹅、公羊、公牛，个别男人也有产奶的记录，让男性哺乳，只需要有环境的影响。
两性在时间投资上的博弈，造成了哺乳类动物没有出现真正的“奶爸”。从基因延续的角度，两性既是合作关系，也是竞争关系。
二、“机会”如何影响性行为的进化？
动物期待自己的基因能够成功的扩散。为了让收获的机会更大，必须投入更多的努力，消除大自然带来的障碍。体外受精的时候雄性和雌性担心的事情一样，就是担心胚胎是否能成活。选择体内受精的动物，雌性依然只需要担心胚胎的成活问题，而雄性则多了一层顾虑，就是对亲子关系的信心。
人类通过不断的进化，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最优解，促进一夫一妻制的形成，迫使男性多待在家里，结成稳定的配偶关系。
关于性这场投资与机会的博弈，可能是人类进化最重要的动力。人类的一些独有特征，比如文化、语言、亲子关系、社会网络、都与性有关。
用成本和机会这个模型来分析，无非只有以小博大、以大博小、以大博大、以小博小这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抵不过极端残酷的大自然，概率极低；第二种情况只能走向灭亡；人类是以大博大的典型，无数次博弈都指向一个结果，那就是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去培养足够好的后代。
这也是残酷的大自然教会我们最重要的道理：只有投入足够多的时间，才能足以对抗未来的不确定性。
一个组织，其突破现状的需要与所遭遇的限制之间存在的矛盾会带来“成长之痛”。这是组织内部自有的问题，也是更深层次的系统问题反映出来的症状：需要改革基础建设，支持组织当前和预期的发展和规模。它们是企业生命周期变化的信号。有趣的是，成长之痛根源在于组织的成功，而非失败。但如果不及时进行调整，那么组织成长之痛的痛点就会增多，并且程度加剧。
销售不断扩张，资源变得越来越稀少。对库存、办公空间、设备、人员、资金等越来越多的需求似乎永远无法被满足。日常活动大大加速，甚至可能到了狂热的地步。
公司运营系统（用来促进日常工作的系统），比如营销、生产或服务交付、会计、信用、信息收集和人力，通常会被繁重的工作压倒。没有什么时间思考，也几乎没有做什么规划，因为大多数计划很快就不适用了。人们对汹涌而来的工作本能地做着反应，在应激状态下肾上腺素升高。
在这个时点，组织通常开始遭遇以下某些或所有的“组织的成长之痛”：
·人们感到一天中时间不够用
·人们花很多时间在“救火”上
·很多人不知道其他人在干什么
·人们对公司的终极目标缺乏了解
·好的经理人太少了
·每个人都感觉“如果想把事情做正确，我必须亲自做”
·多数人感到开会就是浪费时间
·做了计划，但没有跟进，事情没有结果
·有些人开始觉得自己在公司中的位置不稳
·公司销售额增长，利润却不增长
这些成长之痛并不只是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本身，它们是一个潜在问题的症状，即组织所需的基础设施与其实际拥有的基础设施之间的“组织发展差距”。组织的基础设施包括资源、运营支持系统和管理系统，以及用来推动组织在短期和长期基础上都能赢利的企业文化。
鱼是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的一个物种，跟人类一样，它们也是具有意识和内在价值的独立个体。
一、鱼类可以通过以下感觉器官来感知这个世界：
1.视觉器官：很多鱼类都能通过更高效的方式来拓宽视野，海马和比目鱼有发达的眼部肌肉组织，可以向不同方向转动，可以同时拥有两个视野。四眼鱼有分区的视网膜。剑鱼进化出了给眼睛加温的能力，让他们在追捕猎物时的反应能力增强十倍以上。鲨鱼进化出反光的细胞组织，增强夜视能力。大多数现代硬骨鱼都拥有四色视觉，比三原色生物人类看到更丰富的色彩。
2.听觉器官：鱼类不但有听觉，有些鱼类的听力远比人类好，可以听到次声波和超声波。某些锦鲤甚至能区分出不同类型的音乐。
3.嗅觉：有些鱼类会利用气味来寻找食物和伙伴，寻找迁徙的道路，回家产卵。
4.味觉：鱼类是拥有味蕾最多的动物，主要作用是辨别食物，判断食物是否适合自己的胃口。
5.其他：鲑鱼细胞里有磁极晶体，能感知地球的磁场，辨别方向。鱼类身体上有排列在身体两侧的特殊鱼鳞侧线，作用类似于声波系统，传递信号，让成群的鱼类在黑暗中都能保持同步。
二、鱼类有情绪和智力
1.鱼类的面部神经有三叉神经，也就是“疼痛感受器”。
2.鱼类处在痛苦之中的时候，认知能力会下降，会选择休息。鱼类还能有意识的学习，躲避鱼钩带来的伤害，避免重复经历这种痛苦。
3.激素在鱼类意识和情绪中发挥的作用，跟人类也是类似的。
4.鱼类大脑中有一些结构，跟人类的海马体有相同的进化起源，有学习能力。
5.鱼类还有一些人类才会的技能，比如逃生路线图的绘制能力，这是记忆超复杂地形的能力。
6.鱼类还有使用工具的能力。
三、鱼类社会也能达成复杂的协作行为。
鱼能认出自己的同类，也更喜欢跟同伴待在一起。鱼类还能认出不同的人，记得照顾过自己的人类。鱼类社会最常见的两种关系：
1.合作：在鱼群中，鱼类知道彼此的存在，努力待在鱼群中，相互熟悉，共享信息，相互配合，行动效率比相互陌生的鱼群要高。规模效应，可以让鱼的力量和安全性大大增加。
2.共生：这种共生互利的制度，需要建立在信任、选择、口碑和讨好之上，共生不但是为了生存，还为了双方的愉悦感，说明鱼类的意识程度和社会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
鱼和人类一样，也是一种智慧生物，有丰富的情感和生活需求。当人类能够对鱼类正在遭受的痛苦感同身受时，就应该善待他们，更深入的去思考人和鱼类的关系。
凡是有利于本朝统治长治久安的，就是好的，反之就是坏的。长治久安的最高目标又可以分解为三部分：
第一，是整个社会生产与生活秩序的基本稳定；
第二，是朝廷国家的统一与安全；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皇权的稳定与安全。
为实现上述目标，王朝政治应当追求：
第一，在国家制度的设计上，要尽可能防止地方专权，对其他一切机构、群体和个人实行分权制衡，以确保皇帝和中央的集权；
第二，在政策制定上，要避免对社会的频繁骚扰和过度压榨，以“不扰”为善政，以确保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
第三，在政治运作中，皇帝应当保持其超越性，克制私欲，不受制于任何利益群体（比如后宫、外戚、宦官、权臣、勋贵、强藩），并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兼听独断；士大夫要能够有效地辅助皇帝治理国家，这种“有效地辅助”不仅仅是作为行政官员承担治理功能，更重要的是要及时纠正皇帝的错误与缺失，提醒皇帝统治中可能存在的治平隐患，防患于未然，弭患于已发，消除小矛盾，避免大冲突。
以上述标准衡量，截至仁宗朝的北宋政治，已接近于理想状态，取得了帝制时期王朝政治的最好成绩：国家制度设计精美，近乎完美地实现了分权制衡，基本消除了强藩、宦官、权臣、外戚等因素对国家统一和皇权稳定的干扰，做到了“百年无内乱”。朝廷国家在政策的制定上能够顾及社会的承受能力，在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避免过度扰民，真正做到了“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更为重要的是，截至仁宗朝，北宋政治中一直存在着实施有效的批评、纠错机制，其中包括复杂精密的舆论、监察、信息沟通制度，以及包容批评的思想基础和政治风气。
然而，从北宋神宗朝开始，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破坏。
最初的破坏发生在宋朝本身。王安石变法彻底改变了北宋政治，增收成了朝廷国家的第一政策诉求。雄才大略的宰相和年轻有为的皇帝互相支持、互相鼓励，造成了排斥异己的新风气，正常的舆论批评被斥为“流俗”，优良的政治传统遭到蔑视。新政策、新风气培养出来的“新官僚”，服从、高效、没心肝，只关心上之所欲，不关心下之所苦。对于这种变化，司马光痛心疾首，却没有能力改变。在司马光身后，士大夫集团走向恶性分裂，皇权膨胀，腐败加剧。到了南宋，朝廷国家长期承受巨大的边防压力，财政支出持续走高，理财之臣得到重用，皇帝与权相结合，继续挤压普通官僚参议朝政的空间，官僚的工具性不断增强。
宋朝政治的败坏，暴露了皇帝制度的死穴。真正的转折动力其实来自神宗皇帝——他要开疆拓土、制礼作乐，大有所为，以证明他本人及其血统的光荣与正确。当皇帝决心冲破制度与传统的约束，唯一能够阻挡他的，是整个官僚集团，特别是其上层的团结一致的集体行动。然而，总会有政治人物与政治势力对皇帝的欲望加以迎合。当王安石把皇权从儒家经典、祖宗法度和天意人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时，就已经破坏了宋朝政治的根基。当然，哪怕到了南宋，华夏政治文化中一些原则性的基本共识仍然是存在的。尽管在实践上不断背离，但是在理论上，这些原则性共识仍然被认为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这就是底线：
第一，“江山社稷”的概念。皇帝、朝廷国家与天下苍生共同构成“江山社稷”，皇帝与朝廷国家承认并尊重“江山社稷”的整体性，承认朝廷国家与老百姓之间存在共同利益，承认并敬畏天下苍生所具有的“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集体力量。
第二，“人格平等”的概念。君臣之间存在着抽象的人格平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皇帝承认并尊重士大夫的集体人格，承认他们对儒家思想的解释权力，不以“政统”而灭“道统”。
第三，皇帝承认批评和监督的有益性，对批评采取相对开放的态度，接纳来自士大夫的劝谏。
金元以来，北方落后民族入主中原，野蛮征服文明，这些原则性的基本共识开始遭到破坏。金朝皇帝挥舞鞭杖，对待官僚如同对待奴仆。元朝实现了长城南北大中国的统一，对帝制中国的版图，以及境内各民族的交流融合，有开拓之功；然而在元朝治下，政治文化却发生了两大倒退：在国家性质的认识上，从“江山社稷”天下国家倒退为家产制国家，元朝国家成了成吉思汗家族的私产；在君臣伦理上，从具有抽象人格平等的君臣关系变异为主奴关系。
从天下国家倒退为家产制国家，等于否定了皇帝—朝廷国家与天下苍生之间存在整体利益，天下苍生彻底沦为蒙古贵族奴役、剥削、压榨的对象。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元朝国家不可能再费心寻找和维持朝廷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在元朝的主奴关系中，奴婢对主人只有服从的义务、服侍的责任，绝无批评的可能。传统君臣关系从“君臣”到“主奴”的变异釜底抽薪，打碎了士大夫通过批评约束皇权的基础。华夏政治文化中那些原则性的基本共识遭到了彻底的动摇和瓦解。
接下来，明太祖朱元璋又“以一人而治天下”的奇特偏执塑造了明朝政治。这个安全感极度匮乏的皇帝对人性缺乏最起码的信心，他用野蛮的廷杖击碎了士大夫的集体尊严，又剥夺了他们不合作的自由，再以功名利禄相诱惑，最终把士大夫变成了驯服的工具，“忠君”变成了单方面的绝对服从。皇权无限膨胀，继而走向专制，臣子沦为精神上的奴隶，先失去自由表达的空间，继而丧失自由思考的能力。“上流无用”与“下流无耻”交相为用，上流者空言道德，下流者专事私利，道德虚伪化，政治空心化。
到最后，清朝入关，挟私心以治中国，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士大夫和中原百姓始终心怀犹疑，不能同心求治。君主与臣子之间越来越多地通过私人关系，而不是共同的高尚追求来强化忠诚。
金元明清，一路下行，华夏政治传统中的原则性共识荡然无存，或者说名存实亡。在实践中所形成的，是一种新的更为虚伪、更为野蛮的政治文化。而这就是中国在迈入近代门槛之时的政治文化的基本面貌。
在这个有关倒退的故事当中，还是存在积极成分的，那便是我们华夏传统的政治文化绝不只有金元明清一个面相，还有宋朝那种最好的状态，尽管脆弱，但毕竟曾经存在。
一、人为什么会有科学思维？
某些动物也会使用工具，好奇心是一种本能，都不是人类所独有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普通动物只会对周围环境进行简单的探索，但人在思维上并不满足于简单的探索，而希望对陌生的事物有更深刻的理解，这就是求知欲。
人不仅仅满足于知道现象，还想知道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理解背后的原理，从而掌握控制或者改变环境的办法，这就是人类科学思维的真正起源。人类社会所有的一切，包括粮食，都不是自然的恩赐，而是人类自己的造物。
从这种思维模式出发，人类开始发明了各种巫术，但巫术只是基于人的想象和主观逻辑，而不是客观规律，出于对原理探索的本能欲望，也就是求知欲，古希腊哲学家开始寻找更符合客观的解释，渐渐学会了逻辑推理和实证，让科学和巫术逐渐泾渭分明。
巫术在本质上和科学差不多，都是试图发现某些规律，并利用它来做某些事情。巫术和科学一样，都体现了人对环境的控制欲望。
无论是巫术、宗教，还是科学，人们信仰它们，并不是单纯的因为一个神或者价值体系，而是因为相信它对于世界的解释，并因此产生出不同的行为和价值理念，从而形成不同的社会文化。
二、科学思维的发展分三个阶段：
1.前科学时代：人们在探索自然的时候，习惯于进行主观想象的构建，因此产生了各种社会传说、巫术形式，甚至是很多前科学时代的科学理论。这一阶段大概持续了几千年，直到日心说的提出才开始动摇。
2.科学时代：尽量追求客观，也就是实证，任何基于观察、想象、推理，如不能被证实，都只能是假说。实证不仅能证明科学假说的对错，还能推动科学的发展，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科学和技术也能形成良好的互动，相互推动。
3.后科学时代：科学发展太快，技术跟不上，新的假说不过被证实和证伪，可能就成为永远的假说。后科学时代并非一个普遍的现象，只存在于少数几个领域，比如物理学中的平行宇宙、高维空间和弦理论。这种困境让新的科学理论很难通过技术手段得以验证，发展停滞。
三、人类最大的思维改变和挑战是什么？
1.人首先是动物，对于动物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开启自我意识的觉醒。在进化的过程中，意识到“我”的存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人类和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类会试图理解自身的存在。
2.第二个挑战就是对外部世界、对宇宙自然的不断探索。在过去几千年，人类的身份、地位在不断地下降，甚至崩坏。变革对人类的头脑提出了新的要求，迫使人类走出舒适区，打破思维定势，放弃旧有的思维方式。
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和对自己的思考，已经被时间证明了有一定的有效性，但也是有局限性的。我们一方面要更新思维，另一方面也要保证更新不会轻易发生。旧的思维和认知代表过去，新的思维和认知意味着对未来的探索，生活在今天的我们的思维挑战，不是一味地守护过去，也不是一味地探索未来，而是连接过去和未来。
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主要在思维方式和做事方法上。好奇心、系统思考的思维方式，以及不断挑战极限的精神，是人类立足于世界的根本。
科学是一个反常识的、永远在革命的、不以实用为目的的东西，是纯精神上的追求，是人类想要知道这个世界底层逻辑，是想破解世界的源代码。生物本能是生存和优先发展，没有科学是正常的，有科学才是不正常的。只有古希腊有科学，其他地方都没有科学，包括罗马帝国和中国。度过了漫长的中世纪，等到伽利略开始做反常识的实验，科学才在欧洲复兴。
科学是个难能可贵的东西，科学很脆弱，科学并没有能帮助希腊富国强兵，直到一百年前，科学家也不是全社会最受崇拜的人，直到见证了原子弹，见识了科学的力量。
科学家的初心可以总结为三个核心价值观：
1.目的是想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2.理论要能用数学精确表述。
3.对错与否取决于对自然的观测和实验。
其他一切都不重要，科学就是科学自身的推动。
到目前为止，仅仅是在马尾藻海发现了大量幼鱼，但未在这个海域发现成年鳗鱼，鳗鱼的交尾过程依然没有确切的依据。除此之外，鳗鱼为何会长途迁徙？是什么指引着它们远游千万里到这里？它们依靠什么导航？它们完成繁殖任务后又去向了哪里？这些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鳗鱼就是这样一个神秘的物种。
鳗鱼作为一个已经存在了至少万年的生物——它们经历过冰川时期，见证过陆地分离；当人类在地球上找到自己立足之地的时候，它们已经在那里等了我们几百万年；它们是很多传统、节日、神话和故事的载体。
鳗鱼不再是单纯的一种生物，它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更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历史见证而存在。
鳗鱼是一种行使权力的工具：
“捕鱼权”指的是瑞典的人们经常使用的一种捕鱼方式。这是一套古代的体系，起源于封建时代或者前民主时代，仅有瑞典的鳗鱼海岸将之保留到了今天。年斯科讷省归属瑞典之后，瑞典国王接手了当地的鳗鱼捕鱼权，并根据瑞典化的专制政策，将它们分配给教会和贵族，以换取他们的效忠。教会和贵族则可以将他们的权利租赁给渔民和小农户以获利。鳗鱼的捕鱼权就是一种巩固统治的工具。
鳗鱼是一种货币：
鳗鱼宴会是那个时代的遗产。“聚会”（gille）一词源自“债务”（g?ld）这个词，指的是获租的渔民要支付鳗鱼捕鱼权的使用费。通常是在捕鱼季节结束的时候，支付的形式是实物，也就是用鳗鱼进行支付。
鳗鱼成了一种独特的饮食文化：
一场传统的鳗鱼宴会至少要包含4种不同的鳗鱼佳肴，有很多各地的特色菜。
鳗鱼是一种文化遗产：
时代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捕鳗鱼的方式几乎从未改变，延续了千年。这一方面是因为鳗鱼的特性要求这样的方式，也因为渔民们想要采用这样的方式；另一方面是因为鳗鱼海岸的人们达成了共识，保持传统和经验的鲜活有其独特的价值。
鳗鱼出现在历史大事件中，却未获得相应的浪漫色彩。
鱼从创世之后就是最重要的象征之一。据说最早的基督徒——在1世纪时——把鱼当作一种秘密符号。在基督教诞生之前，鱼就已经是地中海文化中的一种幸运的象征了。在关于耶稣的福音书中，鱼也成了精神觉醒与宗教信仰的象征。
在古埃及，鳗鱼被视为一种强大的恶魔，等同于神，是禁止食用的。它们是一种习惯于游荡在神圣的尼罗河那波光粼粼的水面下的隐秘世界里的生物，在存在本身的淤泥里游来游去。在考古挖掘中人们找到过一些小型石棺，里面装着被做成木乃伊的鳗鱼，安息在神明的青铜塑像旁。
在近代，“五月花”号远航时，由于土著人的反抗，一直处于搁浅状态。所有的船员面临了食物紧缺、疾病滋生的生命威胁。而有个好心的本地人为那群船员带来了鳗鱼，并且事无巨细地教他们如何捕捉鳗鱼以维持生计。那些美洲大陆早期的殖民者幸存了下来，后来成了美国缔造故事中的传奇。
“五月花”号的到来后来成为美国历史的一个象征性和划时代的事件，在无数爱国语境中被赋予了神话和浪漫色彩。不管怎样，出于某种原因，上帝赐予早期美国殖民者的这份礼物几乎从宏大叙事中完全消失了。北美洲被殖民的历史充满了神话和传奇，但偏偏鳗鱼的故事不在其中。感恩节人们吃火鸡而不是鳗鱼。别的动物——水牛、鹰、马——承担了充满爱国主义色彩的美国故事的重要象征价值。
传说中，布兰特维克鳗鱼——最“长寿”的一条鳗鱼——活了岁。有实际记载的一条名叫普特的鳗鱼活了88岁。如今普特被做成标本，保存在赫尔辛堡博物馆的库房里。
也许是世界的神秘感让我们一直保持兴趣，一直努力探索。而不计后果的探索与发展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大量生物灭绝。
地球，在历史上总共经历了五次大规模的变化，而这五次变化的元凶不外乎是板块运动、气候变化、外星陨石坠落。而在这五次变化中，地球上的生物、植物急剧减少。但是这个过程通常极为漫长，以至于它不会从根本上扰乱自然的秩序。与其说是一种灭绝，不如说是生命的一种正常过程，离去和告别会不时发生。
而现在，环境污染、气候变暖、过度开垦等带来的物种灭绝比之前更甚、更快。以前需要几百万年的时候让大部分物种消失，现在只用了短短几百年。
不过真正让眼下这场大灭绝独一无二的是，在生命的历史中，第一次出现了活着的行凶者。元凶不是天体，不是板块活动和火山喷发，而是一种生物。他们是居住在这颗星球上的所有物种中的一种，统治着这颗星球。统治的结果是导致其他物种的生存环境遭到大规模破坏。这个物种不仅改变了地球的表面，还改变了地球的大气。从来没有别的物种对生命——不同形式的生命，所有的生命——有过这样的影响。
近年来，由于人类活动而灭绝的动物数不胜数：白鲟、成华猪、黄胸鹀、穿山甲、大鲵属、斑驴、原牛等等。鳗鱼也是这样，慢慢减少了。与百年前相比，能够顺利交尾繁殖的鳗鱼只有过去的5%不到。当然，我们也做了许多挽留的措施，可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难题——我们对鳗鱼的了解还不够，就无法得知导致它渐渐消亡的原因何在，也就无法做出正确的措施来补救。
而这，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悖论，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鳗鱼问题的一部分：为了拯救鳗鱼，我们必须先认识鳗鱼；为了认识鳗鱼，我们必须对它们感兴趣；为了让我们保持兴趣，就必须继续捕杀和食用它们。
关于鳗鱼之死我们至少知道一点：这是人类的错。科学家们迄今提出的所有解释在某种程度上都跟人类活动有关。人类离鳗鱼越近、它们受现代生活的影响越大，它们的消亡程度就越高。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ICES）于年总结了我们应该如何拯救鳗鱼，他们的建议既模糊又带有清楚的示范性：人类对鳗鱼的影响应该“尽可能接近于零”。我们尚不能全面知道是什么东西对鳗鱼构成了威胁，但我们已知的信息足以确认，唯一的拯救方式是远离它们，让它们安静生活。
一、火箭科学家产生奇思妙想的方法：
1.发散思维：特别是需要寻找创意的时候。
2.不断使用第一性原理，充分质疑，进一步解放自己的思考能力。
第一性原理就是说不要把现状当成是绝对不变的，要敢于大刀阔斧改变。必要时，要砸碎固有观念，直至找到形成某个事物的基本组成部分。
最早提出第一性原理思维的是亚里士多德，他给出的定义是：认知事物的第一基础。
笛卡尔认为第一性原理是：系统性的怀疑可能怀疑的一切事物，直到获得无可置疑的真相。
马斯克利用第一性原理对火箭科学领域假设提出质疑。
使用第一原理的两个障碍是：一直如此和别人都这样。
航天飞机引擎的宽度由两千多年前罗马帝国的一位道路工程师所决定：.51厘米，这也是美国犹他州到佛罗里达州铁路的宽度，也是英国电车轨道的宽度，也是罗马人建造道路的宽度。
无形规则就像沉默的杀手，在无意识的限制我们的思维。
我们可以利用第一性原理去拆掉我们思维里的墙。
3.探月思维：先定大目标，干了再说，在干的过程中慢慢解决问题。
所有的伟大事业都具备两个特点：
（1）我们会因为不确定性放大难度，人的恐惧来自于内心。
（2）放手去做，会发现很多事情往往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二、有了奇思妙想以后，要如何落地执行？
火箭科学家采用的关键方法是即飞即测原则，也就是模拟真实场景测试。策略是不断地破坏，模拟最极端的环境，找到极限点。而且，仅仅测试单独的部件，可靠性也是远远不够的，所有单个零部件的问题都解决了，但组合在一起，他们之间相互作用，可能会导致整个系统出故障，也就是弗兰肯斯坦缝合怪。所以需要在模拟演练中把麻烦做的越大越好，直到参与者对困难形成免疫力，增加他们的信心。
火箭科学家思考的关键，在于一放一收：
放：超出存量的经验，进行天马行空的思考，不受任何思维的束缚。
收：极其务实，把所有能想象到的事情都想到位，想尽一切办法，克服所有困难，尽可能落实实现目标。
火箭科学家，需要拥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性格。
人类社会存在三种基本政治制度：政府、法治和负责制，三种制度的平衡才能带来发展和繁荣。如果有的制度缺位，或者三种制度配比不对，就会产生问题。三要素之间的平衡不是一劳永逸，而是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即使一个国家曾经政治上很发达，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和改革，也会发生政治衰败。当今世界政治中最普遍的问题，不是低质量的民主，而是有效政府的缺位。
一、三项基本政治制度。
1.政府：政府是中央集权的、等级分明的组织。其特征是在界定的领土上，享有合法的武力垄断。
2.法治：是一组规则，一套行为准则，反映的是社会的普遍共识，其特点是对社会中最强大的政治参与者也具有约束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3.负责制：最常见的负责制就是民主，其核心特征是监督政府关心社会整体利益，对全体人民负责，而不是只保护一部分人的利益。
一个政治发达的国家，既拥有强有力的政府，能够提供可靠的公共产品，同时政府还不专横，受法律和民选的限制，按照规矩办事。
二、如何才能达到平衡状态？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判断一个国家政治问题的成因？
1.家族政府：人类天生是社会动物，根据人类天性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贯彻了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两条原则，体现在政治组织上就是任人唯亲和裙带政治。
2.现代政府：通过官僚选拔和选举，产生政治领袖和公职人员，也就是任人唯贤。
3.新家族政府：披着现代政府的外衣，但是内在运转的逻辑确实家族政府的一种形式。
新家族政府并非发展中国家的专利，在发达国家中也存在，比如希腊和意大利：政府的就业岗位被政治精英们用来当做换取选票的筹码，使得这两个国家政府机构臃肿低效，预算超支，爆发了公债危机。
三、建立现代政府的三大条件。
1.战争：战争带来生死存亡的压力，迫使政府进化，摆脱低效的裙带政治，把官僚职位向全民开放，唯才是用，成就强大和完备的官僚体系：秦国、普鲁士。
2.建立官僚体系和民主化先后顺序的问题：先建立强大和独立的官僚体系，然后再民主化，更有可能得到有效政府：德国。反例：意大利和希腊。弊端是：
（1）选举的时候需要用施恩惠来拉选票。
（2）要用自己人，造成裙带政治。
3.现代经济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动员。
（1）美国：美国也是先民主，后建设政府和官僚体系。建国之初是小政府，但随后慢慢演化出政党制度，选举中要说服选民，常用的一个手段就是扩充政府机构，提供工作岗位承诺，导致公职人员数量年年攀升，到19世纪末，美国家族制政治顶不住社会压力，开始改革。当时美国经济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高速增长导致城市化、劳动分工细分等一系列社会大分化，新生的中产阶级组织起来，一套改革原来的分赃体系，建立一个政治和行政严格分离的官僚制度。这个过程异常艰难，直到20世纪2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用40年时间，才终于逐步消除了政党政府的裙带政治，改革文官体系，建立了专业的官僚机构。
（2）意大利和希腊：中产阶级没有组成联盟，进行有效的政治表达。没有组织起来的原因在于这两个社会有着历史悠久的政治冷漠和低信任度的传统。
4.政治是一个的动态过程，如果曾经平衡的三要素因为时代变迁而失衡，那么政治衰败也会发生。
亨廷顿认为：出现政治衰败的原因在于传统政治秩序因为现代化而解体，新的制度又没有跟上。
福山认为：政治衰败不仅在政治不发达、制度化不够的国家发生，在政治发达的国家，随着时间、环境的变迁，也有可能发生。因为人的自然本性不变，政治精英总是倾向于偏离制度，一有机会就偏袒自己的亲友。
政治发达不是一劳永逸的状态，而是人性和制度之间持久的拉锯战，长期存在上下起伏。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慢慢走向了制度衰败。具体有两个原因：
（1）过度的制度化：三权分立的制衡体系，原本的设计意图是好的，但随着时间发展，体系内的各种机构的膨胀，使得办事程序越来越复杂，繁文缛节使得普通公众摸不着头脑，降低了公共行政的质量，对政府是能力造成了不必要的捆绑。
（2）家族制政治的复辟：精英群体往往享有更优越的信息和资源，能合法的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利益集团注册游说公司，使得公共政策偏向自己。这种公司的数量从年的家，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一万多家。
当前的政治衰败如何改善？政治秩序是一项平衡的艺术，缺什么就补什么。这个药方从逻辑上非常正确，但现实操作难度却极大：牵涉了巨额利益，改革需要动很多人的奶酪，而且也不可能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就去发动一场战争。
一个社会的稳定性是由它的中产阶层决定的，而中国现在和未来的中产阶层，很大一部分都出自二本学生，他们直接决定着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基本面，意义重大。
一、二本学生的生源特点是什么？有着怎样的家庭背景？
二本学校有两个共同特点：
1.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考虑，地方院校会优先为本省学生提高就学机会，所以大部分生源来自本省。
2.从出身阶层来看，承接了更多贫困家庭的学生，城乡教育水平的分化，导致寒门难出贵子。对于他们来说，来到大城市上学，一方面享受到城镇化带来的好处，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和交通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受由此带来的代价，比如：城乡教育差距、留守问题、贫富差距造成的内心冲击等等。对于他们来说，更需要靠后天努力去弥补出身的缺憾，改变原生家庭的不利条件，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取一席之地。
二、二本学生的学习状况和精神气质如何？
这是一群毫无精英理念、只抱有实用主义立场的年轻人，他们在本该最具活力的年龄，却表现得暮气沉沉，缺乏反思能力和学习精神。
教育像一场慢性的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默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学生内心的疲惫和大学时代的严苛压力，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底色。
应试教育培养的出来的学生，缺乏学习的自我驱动力。在完成高考目标之后，很容易变得空虚和迷茫。进入大学之后，还没从中学时代的紧张焦虑中排解出来，就要面对就业、买房和结婚生子的压力。虽然曾经经历过大量的应试训练，依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意义。
城市的学生都对应试教育深恶痛绝，而农村学生则对应试教育更为感恩，因为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机会。但是这些学生，很少能提出让人惊喜的讨论和质疑，只有平和中正，缺乏张扬放肆。
二本学校很多专业课程设置都是实用型的，学生求学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功利心态非常普遍。相对于职业技能的灌输，思维能力的培养应该是更为核心的任务。职业技能会随着社会发展而被淘汰，而思维能力的提升可以让人终生受益。
三、二本学生的就业去向和发展前景如何？
他们没有太多野心，安于普通的命运，能接纳普通的工作，内心所持的念想，无非是来自父母期待一份过得去的工作。
近30年的几代二本学生的就业情况有着明显的差异，主要是由教育制度、经济体制和房价等多重因素共同决定的。
1.没有市场化之前，在国家包分配的前提下，个人、单位和国家的联系非常紧密，个人对单位的忠诚度非常高。很多成为单位的骨干领导，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都属于中上水平。当地就业的比例超过九成，高考确实改变了命运。
2.级的一批学生，都在广东，对自己的就业情况都相对满意，不需要通过文凭的提升去改变生存情况，都在房价暴涨之前买了房，获得相对稳定的发展，实现了向上流动。
3.最近几年，文凭进一步贬值，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高不可攀，刚毕业的大学生想在一线城市购房置业，难度极大。越来越多人加入考研的队伍，一方面为了缓解眼前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是提升未来在就业市场的议价能力。考公务员、考研、进入银行是他们的首选，但是真正能顺利考入的并不多见。
相对的优等生，二本学生没有对自己寄予太多不切实际的期望，反而更能适应现实的平凡，显得生存能力更强。需要帮助他们唤醒对真实生活的感觉，说出自己真实的困惑，引导他们坦然面对个人生活的挫败和不堪的经历，只有走过这一关，才能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和真实的自己，才能更顺畅的进入社会，更加顺畅的进入社会，更好的承受社会的复杂和压力。
一、造成高难度沟通的原因是什么？
1.谈话双方都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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