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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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汇占款
2.银行结汇数据
3.国际收支平衡表
4.外汇占款、银行结售汇与国际收支之间的关系
1.外汇占款
假设有一个出口贸易商张某，出口一个商品到国外，赚得了万美元。
这万美元，除非张某要继续从国外进口零部件原材料或者有很强的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张某一般会选择把万美元换成人民币，因为在国内使用美元是不方便的。
比如在国内买银行理财产品、在国内买日常的消费品或者买楼买股等经济活动都不是用美元来结算的。
假设按当前的人民币汇率，1美元可以换成6.5元人民币，那么张某这万美元就可以转化为张某的万人民币的存款，这个万元人民币存款，就是金融机构口径下的外汇占款。
如果张某不是大陆的出口商，是一位港澳商人，看好内地经济增长前景，他也可以拿着万美元投资内地，只是内地的经济活动，比如要在内地买楼、雇人、配套零部件，肯定得是用人民币来结算的，所以张某需要把万美元换成万的人民币，形成万人民币存款，这也是金融机构口径下的外汇占款，这对中国大陆来讲，是一个FDI。
张某如果是一个境外投资者，看好中国房地产的表现，他可以拿万美元换成万人民币投资中国的房地产，同样可以形成万元的人民币存款，这对中国大陆来讲，是一笔热钱。
从这三个故事里，可以看出外汇占款形成的三个主要渠道，分别是：贸易顺差、FDI和热钱。
当银行拿到张某的万美元，对银行来说，境外资产配置的机遇在资本管制下是有限的，银行可以找到央行，把万美元换成万人民币。
这万美元放在了央行那，形成的就是外汇储备，万元是银行从央行那获得的人民币基础货币，这万元可以根据银行的需要放贷款、同业拆借、存银行的超储账户等。这笔外汇占款是央行口径下的外汇占款。
年以前还有金融机构口径的外汇占款，年后就不公布了，只能看到央行口径下的外汇占款。
打开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可以发现央行资产端规模最大的就是外汇占款了。
中国加入了WTO以后，出口长期保持高增长并积累了巨额的贸易顺差，再加上人民币资产较高的回报率吸引境外资金流入，外汇占款一直是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主要来源。
但随着强制结售汇制度放开，再加上各种原因，单边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人民币汇改的推进，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率开始加大，因此，外汇占款虽然在存量上还是占据了绝对的主导，但在增量上，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增量的贡献度已明显下降了。
外汇占款作为基础货币主要供应渠道是存在明显缺陷的。最显著的缺陷之一是外汇占款对货币供应的调节是顺周期的。
举例来说，当国内经济过热的时候，往往需要货币政策收紧对抗通胀和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压力，但经济过热又通常与高实体回报率和人民币资产价格上行相伴，外汇占款在这个时候搞不好会加速流入，进而导致在经济过热期间中央银行甚至在被动扩大货币供应。
相反，当经济下行需要货币政策更加宽松，加大逆周期调节功能的时候，由于经济下行往往伴随着人民币资产回报率低迷和实体经济的风险溢价显著上升，搞不好会有外汇占款流出的风险，如果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外汇占款掣肘，等同于在经济过冷之际还收缩了货币，这无疑会加剧经济下行的风险。
从历史经验来看，至少在年以前，由于持续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再加上强制结售汇制度（有多少外汇都得去找银行结汇），中央银行面对的主要矛盾是控制外汇占款过多流入。尤其在经济过热阶段，当外汇占款加速流入，中央银行需要想办法回笼过剩的外汇占款。
具体应该如何对冲过剩的外汇占款呢？
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个可行的办法。一方面，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压低货币乘数，降低全社会货币供应水平；另一方面，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可以改变基础货币的结构，将过剩的外汇占款转化为趴在央行账上的法定存款准备金。
但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尽管可以做到调控流动性投放规模，但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释放的流动性规模较大，而且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还可以改变货币乘数，进而影响全社会货币供应规模，有货币政策的“巨斧”之称，频繁操作对经济和市场预期冲击太大。
要平滑外汇占款频繁的波动，需要在日常的公开市场操作中引入央行票据这一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央行票据由央行付利息，银行认购央行票据旨在减少外汇占款创造出来的过剩流动性。此外，央行票据也可以在短期国债市场定价不完善时，凭借其较好的流动性，作为短端利率定价的基准存在。
考虑到央行票据需要央行付息，是有利息支出成本的，只能作为对冲外汇占款的临时性操作手段。一旦外汇占款下降，不再是新增基础货币主要供应来源，央行票据就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了。
近期，出现了离岸央票的新工具。主要是央行通过发行离岸市场的央票，暂时性地收紧离岸人民币池子的水位，通过收缩离岸人民币市场的供给，提高人民币空头做空人民币的难度和成本。
有没有什么可以日常工具可以观测和预期外汇占款的变化呢？
有时候，做资金面分析，等到外汇占款数据公布，都是下个月中上旬的事了。比如现在是年8月20日，你需要对8月的资金面有个分析，外汇占款的分析必不可少，但等外汇占款的数据，要到9月中上旬了，指望不上。
可以通过1年期无需本金交割的远期市场汇率（NDF汇率）隐含的贬值预期来观测外汇占款的规模。
先解释一下什么是需要交割本金的远期交易（DF）。
假设现在市场即期汇率是6.3，某机构对外卖出了一份1年期、合同规模为万美元的远期售汇合约，约定汇率是6.5。一年到期后，市场汇率变成了6.7。
如果这笔远期购汇合约是需要交割本金的远期交易（DF），那么到期后，该机构就需要拿出万美元给对手方。如果说这个机构现在以6.7的价格在市场上买入万美元交割给对手方，那么显然机构是亏损的。
所以一般情况下，对于要交割本金的DF远期交易，机构会做风险对冲，即在出售远期售汇的同时，在即期市场上花万人民币买入万美元，来为一年后的交割做准备。
在这一年时间里，机构可以将万美元存入银行或者借给其他机构，收取利息，有一定的收益。但同时，这万美元也占用了机构万人民币的头寸，存在机会成本。
也就是说，为了对冲风险，机构需要付出成本（万人民币的机会成本-万美元的利息收益），我们简称为利息成本。
所以，在不考虑其他费用的情况下，该机构实际支出（万人民币+利息成本），实际收入是一年到期后，对手方按约定汇率支付的人民币。使两者相等，我们就能得到使金融机构完全没有风险的远期汇率，这个就是“利率平价”原理。
但这里面的问题是：首先，DF没有反映出金融机构对未来汇率的预期，反映的实际上是“利率平价”公式；其次，DF市场背后由于夹杂了较多具有真实结汇售汇需求的实盘，多被厌恶风险做对冲的银行主导。最后，DF市场机构没有外汇头寸，不存在外汇风险，自然也就不存在他们对未来汇率方向的判断。
DF的本金交割属性和市场参与结构是完全反映不出对人民币汇率升贬值预期的，NDF之所以可以当成对未来汇率预期的指标，第一，是因为市场参与者有较多高风险偏好、会利用外汇衍生品盈利的对冲基金等机构，交易属性更浓，第二，NDF无需本金交割，对机构来说是有外汇敞口的，存在外汇风险，他们所报出的远期汇率价格才会隐含着对未来汇率的预期。
通过1年期NDF构建升贬值预期有两种做法。一种是（1年期NDF汇率-即期汇率），得到的是绝对数值，另一种是（1年期NDF汇率-即期汇率）/离岸即期汇率，得到的是百分比。比较常见的是用第二种。
由于NDF汇率和即期汇率都是每日有数据公布的，在每个月的中旬，就可以大致通过NDF和即期汇率的拟合，模拟出这个月的人民币升贬值预期，然后拿这个指标，去拟合外汇占款当月的变化。
随着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预期被打破，人民币汇率波动率放大，人民币资产回报率也随着GDP逐步下台阶，外汇占款进入了一个低增长的状态，尤其是年以来，新增外汇占款每个月都围绕着不到亿元的中枢上下波动。
也就是说，外汇占款不再是基础货币主要的增量来源。
年以前，外汇占款是主要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央行被动对冲增加的外汇占款，用央票、正回购等手段回收流动性。
年后，随着外汇占款下降，基础货币来源亟需新的补充渠道，公开市场操作开始频繁使用。这一项被体现在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中，主要是央行对银行的再贴现、再贷款、公开市场操作等，该项会随着央行货币政策的变动而有较大的变动。由于该项绝对规模占比不低、波动率大且隐含了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意图，基础货币分析应给予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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